团风中学 熊雷 张蕾

等孩子放学的闲暇之余，端详楼顶巨幅的大字“为孩子一生的幸福奠基”，不禁想起了我的何老师。

20世纪80年代的巴水河畔，自然农耕的原始环境里，何老师带我参加了乡里的少儿作文比赛。望过一山又一山，盼过夏凉是秋天。何老师像捡到棒糖的小孩子一般，惊喜地告诉我获奖了。他的惊喜如同学校的古钟敲响，不仅响彻了仅四五十位师生的整个校园，还山谷回响般告知了村里村外。

与我家隔塘相望的何老师，父亲总呼他的名字“志平”，说是他辈分小些，但他俩又宛若兄弟般，遇事商量，遇难互帮。印象中偏瘦而精气神十足的何老师，话语总是掷地有声而不失诙谐，让我对他始终是面呈畏悸、心存敬意。

记得何老师有支蘸红墨水的笔，在我的作业本上留下大大小小的红对勾或者是“特步”商标，但我的作业在发下来之前，他会严肃地点名让我去讲台旁，讲评了又批评，批评了又讲评，在“筷子夹肉吃不记得、筷子敲脑壳总记恨”的年龄里，这些暗暗地积攒着我对他的怨恨。

小学读到六年级，我的成绩始终一般，倒是团结了一帮小哥们。有一次，哥们“调皮鬼”故意把教室门半掩，门头上放上一支筷子，我懂了他的用意后，还特地将筷子换成了竹棍再放上去。上课铃声响后，我们屏住呼吸，坐等恶作剧上演。好巧不巧，何老师推门那一刻，脚步并没有依着节奏迈入门槛，他捡起“哐当”一声掉落到地上的竹棍，裂着嘴笑道：“小小金箍棒，不是从天降，谁的馊主意，快快来投降。”在众目睽睽下，我耷拉着脑袋，缓缓地站起了身。烙进生命的长河里，那应该是我最热辣滚烫的害臊。

已不记得何老师是怎样对我“赏罚分明”的。农忙假期里，何老师把我带到田畈里捡谷子，晒成黑脸汉，流得一身汗，捡得十抱谷，渐渐不生怨。时不时，他又让我给田畈斜对面耕田的父亲送茶水，父亲又让我去送农具给何老师。一来二去地往返在劳作的人群中，也便日久生情地“近朱者赤”般悟得了耕读传家的内涵。

后来，我在山村小学工作，不仅能打理好菜畦，还能去田间地头助农夏收，孩子王的我，呈现出了“不误农时”的耕读教育实践，收获了不少“有点农把式”的夸与赞，朴素地行走在“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垄上。

父亲教不了我读书益智，何老师是我家不请自来的常客，他总是忙里偷闲来我家里指点迷津。我读到中学，考进师范，站上从小学到高中的讲台，挤进鲁迅文学院湖北作家高研班，并不屈于现实而不断收获荣光，总有一个瘦削而高峻的身影站在我背后，那便是何志平老师厚植在我儿子心灵深处的情怀与能量。

如果说教育的初衷是立德树人，教育的追求是以文化人，教育的终极是摆渡灵魂，那么，何老师正是那位立德予我、文化予我、铸魂予我的摆渡人。

两年前，我受邀为教师节晚会原创节目，要将已退休的何老师写入剧本。那一刻，眼前他的音容笑貌一直没变，虽然身板不再那么硬朗，鬓发不再那么乌亮，肌肤不再那么圆润，但我对他的敬畏依然，怀念依旧。晚会演出当天，我弄好门票，一再电话叮嘱他的儿子，一定去接他过来观看。虽然工作的原因没能陪他一同出席晚会，但从他儿子的回谢中倍感欣慰。

每年春节回乡省亲，何老师家我是必去了，但却常常见不到他。师母茶礼间告诉我：逢年过节，邻乡的庙会总是邀请他去。我知道，庙会活动是需要能说会写的人，更何况何老师的墨迹，多少年来一直是方圆十里春联、喜联、挽联的不二选择。

岁月是一指流沙，回首无不是芳华。从讲台下走到讲台上，算是我人生的一次跨越，也是何老师人性美好的传承。我想：巨幅大字下的下一代，也正受教启智于为自己一生幸福奠基的摆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