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反垄断局近日正式挂牌，由原先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直属局，变为国务院新组建的副部级国家局。同时，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公布了竞争政策协调司、反垄断执法一司、反垄断执法二司等三个新增司局及其主要职责。相关机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互联网反垄断进入了一个制度重构的全新阶段。反垄断的使命不仅仅只针对违法行为事后处罚、维护竞争秩序的执法工作，更是国家发展中占据基础性地位的竞争政策的“重要支撑”。预示着反垄断从行为主义导向转向同时注重结构主义视野，并从战术性角色提升到战略性地位。

2008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正式开始生效，同时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协调下，构建了商务部（反垄断局）、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执法局）“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组织模式，开启了中国反垄断的具体工作。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将原属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原国家工商总局的反垄断执法职责，合并至新成立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存在长达十年的中国反垄断执法“三驾马车”得以统一，“三合一”的新反垄断执法机构得以诞生。2020年1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拉开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平台治理浪潮。

今年10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正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进行初次审议，除增加和修改相关条款外，还加大了处罚力度，进一步提升了《反垄断法》的威慑力。10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起草的《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和《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发布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这是我国首次给出明确的平台分类、分级标准，并针对平台企业提出35条具体的主体责任，包括公平竞争示范、平等治理、开放生态等具体内容，其中对超大型互联网平台经营者单独提出9条合规义务，大大提升了平台治理的可操作性。并通过这些明晰的量化指标，使得企业合规化有据可依，有助于将“反垄断”从相对消极的“事后惩处”走向积极的“事前监管”，可以大大提升政策的确定性。

随着新冠疫情下全球加速进入数字时代，在共同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除了积极借鉴相关经验，更需要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在反垄断制度完善与修改以及未来的执法实践中实现快速、灵活、有力的效果。

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居于首位，而《反垄断法》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性作用。在这方面，我们也是有着深刻教训的。纵览中国互联网近30年的历程，大致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2000年“Web 2.0”浪潮和2010年至2014年移动互联网爆发等三次创业创新异常活跃的“黄金时代”，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到2014年，中国互联网与美国差距开始接近，双方前十强市值总和接近2:3。当时，刚刚在纽交所上市的阿里巴巴其市值比亚马逊和脸书还高，在互联网企业中仅次于谷歌。但是，由于整个中国互联网步入了BAT等巨头主导阶段，产业创新活动窒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二选一”、掐尖式收购、竞相屏蔽和行业相互站队、“大数据杀熟”等开始快速蔓延。2015年开始，中美差距历史性地第一次开始拉大，开始了不进则退的逆转。到今天，中美互联网前十强市值总和已经重新拉大到1∶6以上。不但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等美国互联网企业市值突破1-2万亿美元、强势引领，苹果和微软等也完成整体转型，从原来的非互联网企业，到今天引领全球互联网，市值也突破2万亿美元。

中美互联网发展的历程中，垄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有着巨大红利的支撑，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全球化进程也开始不思进取，借助个人信息和隐私驱动的消费互联网优势，大举挺进互联网金融、媒体、游戏、教育、娱乐等领域，以横向扩张，取代了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这一轮反垄断浪潮，不但激活了制度，也激活了学术界，诸多不同学科的跨学科人才及大量青年学者纷纷进入反垄断领域，成为中国反垄断知识体系建设的生力军。在国际上也与这一轮全球反垄断形成全局性的互动与联动。在这一趋势引领下，制度创新无疑将是未来科技创新的关键保障和重要驱动。

有着“经济宪法”之称的《反垄断法》是维护市场机制的基础性法律。通过提升竞争政策的战略地位，激活反垄断的威慑力，不但可以强化中国互联网合规经营的正常化之路，而且也将形成推动中国互联网产业真正回归科技创新的正确轨道。只有通过强化创新，才能助推中国互联网正在开启的全球化进程。毫无疑问，数据滥用和隐私驱动的虚假繁荣会受到冲击，一些受影响的互联网企业估值会因此调整。但是，中国作为全球唯一的10亿级用户大规模同时在线的单一市场，广大网民的各方面互联网需求，都不会因为治理浪潮而受到抑制，反而会更健康地焕发出来，加上大力推进5G、人工智能等数字基础设施的适度提前建设，中国互联网的未来发展进程完全是乐观的。

来源：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