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88万二房公寓+豪车一辆。”近日，这则消息在一些平台上疯传。不久，照片中的当事人辟谣，这张照片原本为三年前她和外公游玩的祖孙照，结果在名为“飞哥在东莞”的营销号口中，祖孙照变成了夫妻照。

老夫少妻的剧情，豪车美女的元素，让一张正常照片充满猎奇香艳的色彩，很快成为网络热点。

造谣者为了博取流量，“开局一张图，剩下全靠编”，让当事人被一些恶臭的言论包围，遭遇围攻辱骂，给其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如此无底线捏造事实的行为属实恶劣，且涉嫌违法。

无独有偶，就在前两天，一位女大学生被人污蔑为“海王”，引发广泛关注；王健林更是被造谣去世。网络本该是清朗之地，却被一些造谣者搅得浑浊不堪，谣言漫天飞。

这些营销账号敢信口开河，肆意侵害他人的人格权、名誉权，说白了，还是因为流量的诱惑太大，造谣的成本太低，而受害者维权的难度太高——在裂变式的网络传播环境下，造谣者只需要敲敲键盘，受害者却得跑断腿。

比如造谣“老夫少妻”一事中，当事人表示，要求删除视频和减少扩散，还要找律师出具法律文件才能和扩散平台沟通，“甚至要证明我和我外公的关系”……

造谣者颠倒黑白、无中生有，被谣言中伤的受害者还得费尽心思，耗费精力财力自证清白，才能阻击谣言，这无疑是一种不合理的局面。

此前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少妇出轨快递小哥”，当事人坚决起诉、绝不和解的态度，引来一片点赞。从谣言治理的角度看，受害者硬刚到底，执法机关加大处罚力度，才能提升法律的威慑。但对谣言的治理，显然不能局限于一起起个案。

事实上，针对散布谣言的行为，《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并不缺相应的惩罚性条款。只是较为复杂的法律程序，可能会让不少谣言受害者望而却步，减弱依法维权的动力，变相助长造谣者的胆量。

所以，要鼓励受害者站出来维权，监管部门在依法惩治、重拳打击之外，还得搭建和完善网络谣言的查证和举报平台，为受害者开启一些维权的快速通道。至于一些资讯社交平台，更得尽到审核把关的责任。

像此事中，涉事账号“飞哥在东莞”曾多次发布博取眼球的营销内容，对这样的造谣专业户为何不早点连根拔除？为何事发后账号还能改名“东莞故事会”？在谣言传播后，为何还对当事人阻止谣言扩散的诉求设置如此复杂的前置条件？

一个让谣言没有容身之所的清朗网络空间，需要完善法律法规，更需要一套成熟的治理机制。平台积极担起把关责任，完善事前审查、事中反馈、事后严惩等流程，警方及时介入、雷霆打击，形成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合力，才能避免类似“谣棍”兴风作浪。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