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258万余卷的馆藏档案中，有一本不起眼的小册子：作为一件文物，它记录了一段真实的历史；作为一份档案，它在关键时刻影响了历史轨迹，它就是被称为“京字一号证据”的南京大屠杀照片档案。

图：南京大屠杀照片档案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密苏里号”上签下投降书，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欢呼声中，那些犯下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也随即受到了正义的审判。

1946年8月，一辆黑色囚车秘密驶入了南京紫金山下的“国防部战犯拘留所”，车上坐着的，正是押解至此的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

1937年12月，谷寿夫率日军第六师团攻入南京后，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30多万中国百姓和手无寸铁的战俘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但在面对军事法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审问时，罪行滔天的谷寿夫却推脱说：“1937年12月21日，我奉命到芜湖，在南京只有一个星期，没有听说屠杀消息。”

主犯谷寿夫的狡辩，让军事法庭一时犯了难，由于缺少直接证据，军事法庭号召南京市民主动揭发谷寿夫部队的战争罪行。一时间，南京城人潮涌动，当年惨遭日军烧杀抢掠的南京市民，纷纷来到临时调查庭，哭诉日军罪行。

在人群中，有一位名叫吴旋的年轻人，他将一本小相册，小心翼翼地送到了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这本小册子，就是南京大屠杀照片档案。

这本相册，共有16张照片，每一张都是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骇人罪行的铁证。

罗瑾 时为华东照相馆学徒工

罗瑾说：“1938年的1月份，一个少尉日本军官，拿着两卷胶卷给我们冲，洗出来之后，我到后面要换水，换水的时候一看，全是杀中国兵头的，另外还有一些强奸妇女的，我一看吓一大跳，心里就有一个动机，要把这些照片想办法留一套下来。”

拍摄这些罪证的人，竟是行凶者本身，这是怎样的丧心病狂，才会把行凶杀人的照片冲洗出来留作纪念？怀着悲愤的心情，当年只有15岁的罗瑾冒着生命危险将照片多冲洗了一份，偷偷保留下来并藏在身边，后来又转移到另一位爱国青年吴旋那里保存，经过8年的苦苦等待，才终于找到机会将这些日军罪行公之于众。

1947年2月6日，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开庭公审，吴旋上交的相册，成为了“京字一号证据”，震惊了世人，在这份铁证面前，谷寿夫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只能俯首认罪。

3月10日，军事法庭做出庄严判决：“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图：谷寿夫被判处死刑

1947年4月26日，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被执行枪决。

档案是历史的见证，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使档案得以充分利用，助力于社会，回馈于人民，各类档案的收集同样是档案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份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档案，是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布告中特别提到了接管档案的相关问题：“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之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需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由此可见，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注意到了档案收集工作的重要性。

1949年11月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组成以董必武副总理为团长的华东工作团，前往上海、南京等地进行档案接收工作。

此时，虽然南京早已得到解放，但旧政权档案的接收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简单。在当时，除了留在国史馆的档案文件被顺利接收并开始整理外，其他更多的民国政府档案却早已随着国民党的败退而不知所终。

图：国民党军溃败

为了找回国民党败退时沿途丢弃的档案，南京史料整理处的工作人员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在全国范围内收集、运送档案的浩大工程。

在那个交通系统落后的年代，铁路很少，档案工作者们为了档案的安全，不用水路运送档案，通常是乘坐汽车行驶在崎岖的道路上，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每位档案工作者都经历过终生难忘的生死时刻。

时任南京资料整理处主任的王可风就是其中的代表。

王曙生 王可风之子

王曙生说：“这么远的路，也没有坐在驾驶室，父亲坐在车斗上面押运档案，非常危险，结果到山上一个急转弯的时候，发生意外，车轮超过了盘山路，眼看就要翻下去，这个时候车没向外倒，向内倒到公路上，要是翻下去万丈深渊，一个人就没有了，档案也就没有了。”

经历了翻车意外的王可风没有丝毫退却，大伙儿齐力将档案装上车后，王可风坐上车斗，继续保护这批珍贵档案踏上旅程。在当时，像王可风这样的档案人，只是所有档案工作者的缩影。

1980年3月17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印发《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几点意见》。曾深藏于高墙大楼之内的珍贵档案，从此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了解。特别是档案史料的编辑出版工作，由此普遍开展，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人们对档案有了新的认识与更多接触，档案利用也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

相比起一些特殊历史事件的珍贵档案，普通老百姓的个人档案往往数量庞大且难以查找，中国的档案人又想出了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呢？

在充满历史韵味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东侧，一栋现代化的大楼显得与众不同，这里是可以将纸质档案变成电子档案永久保存的数字化中心。

早上8点，数字化中心早已座无虚席，一份份档案从鉴别门类，到数字化复制加工，再到上传服务器，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项工作已持续进行了十多年，在此期间，数万卷纸质档案通过这种方式变成了电子图像和数据，真正实现了缩略体积，永久保存，利用起来也更加方便。

马振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馆长

马振犊说：“我们的数字化工作是按照利用优先的原则，就是说老百姓查看使用最高频率的档案我们先做，相对来说对外提供档案的90%以上都可以得到电子化应用，现在这个工作已经圆满完成了。”

档案来源于社会，更应服务于社会，2007年以来，国家档案局下发一系列文件，指导全国档案部门主动服务于民生，服务于百姓的民生档案由此走入千家万户。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档案事业的不断发展，档案的利用工作也迎来了新的使命。中国档案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用实际行动捍卫民族尊严。

2014年3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提名表，正式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图：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成功

2015年10月9日，经过详细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官网发布消息，公布2015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项目名单，其中就包括了《南京大屠杀档案》。

经过中国档案人的努力，这段令所有中国人悲愤的惨痛历史，终于成为世界记忆，永载人类史册。

从机密封闭到开放共享，从历史研究到民生普惠。几十年来，中国档案事业的快速发展，使档案利用也实现了从小利用到大服务的历史性飞跃。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档案利用也必将与时俱进，以崭新的姿态和更方便、更快捷、更全面的服务，在全新领域助力中国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