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史诗《梅察达》

梅察达（Masada），位于以色列东南部，邻近死海西南岸，建于山巅之上，公元70年耶路撒冷陷落，圣殿被毁后，梅察达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最后一处抵抗据点，堡内守军及妇孺约900人，对抗罗马第十军团15000人，坚守两年。公元73年，城破之际，他们集体自杀殉国，仅有妇孺7人藏匿于下水道中，幸免于难。

“梅察达战役”，只《犹太战争》中点到过，而其作者是一个投降变节了的犹太人，当时反抗罗马军团的指挥官；犹太人圣书《塔木德》以及别的经书都未提及这件事，在漫长的二千年里，犹太历史中没有对这件事的记忆与纪念。

梅察达，也翻译成马萨达，字面意思为城堡，是犹太人的圣地，世界遗产之一。位于犹地亚沙漠与死海谷底交界处的一座岩石山顶。其东侧悬崖高约450米，从山顶直下死海之滨；西侧悬崖高约100米。山顶平整，呈便菱形，南北长约600米，东西宽约300米，周围城墙长约1400米。通向梅察达的自然道路都极为险峻，最主要的是东侧的“蛇行路”。

但它却突然从尘埃中复活，成为以色列历史的起源。一些历史著作以充满悲壮的语言写道：以色列的历史，在公元73年梅察达的最后抵抗中谱下了休止符，犹太人的光荣从此走入历史，接下来是大放逐时期的漫漫长夜，在此之后，没有祖国的犹太人一直活在衰微与羞辱之中，或者重建以色列的梦想之中……

以色列国家灭亡了，犹太民族正式宣告自己的诞生，两者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历史，历史仿佛一条脐带，穿越废墟，联接过去与未来。

梅察达遗迹

但这并不是历史叙事，而是一个经典的现代事件。一曲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英雄史诗，时间定格在公元73年，而锁定这个时间坐标的却是在1927年。

1927年，一位乌克兰籍的犹太移民伊扎克·拉姆丹(Yiahak Lamdan，1899-1954)，在巴勒斯坦出版了一部英雄史诗《梅察达》，讲述或演绎了这个几近二千年前的故事。英雄史诗出版，使这个故事广为流传。自那以后，这个消失了二千年的故事，就成为犹太人抵抗运动和复国运动的象征：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英勇无畏的抗战精神和不畏强暴的民族尊严，都可以在这首英雄史诗中找到自己的资源，甚至它还成了战士的进行曲，在此后的以色列建国过程所发生的系列战争中——1967年与阿拉伯人的“六日战争”；1973年与阿拉伯重启战端的“赎罪日战争”——《梅察达》如同宣战的号角，被这个新建的国家一再吹响。

号角吹响了，它唤醒沉睡了二千年的亡灵；死者复活了，列阵出队，与他们的子孙并肩战斗；大地震开巨隙，从其撕裂的巨大伤口中，幽灵如同地下焰火一样腾腾升起，抟土成型、呼风唤雨、披坚执锐，冲锋陷阵……一幅几乎不用任何解释的魔幻现实主义画面，前现代与现代的奇妙混合。而《梅察达》是这幅时空错乱场景的主题曲。

历史总是由现实构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在追溯这起事件时，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瑟提出集体记忆的机制问题。为什么是梅察达，而不是别的？为什么在沉睡二千年之后能突然复苏？历史与现实之间究竟有着什么关系？科瑟的结论是：一旦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定采取决绝的姿态，奋起抵抗，“梅察达”也就变成了再合适不过的象征。由于以色列人长期生活在四面包围之中，这样的环境造就一种始终处在动员状态的感受，它与梅察达战役有着亲和性，正是这种现实与历史的亲和，导致梅察达的发现、史诗的接受与广泛传播。（参见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看来，历史作为一种资源，与一个民族所有的资源一样，会随着动员的号角吹响而集结。祖灵复活，但不是梦魇，而是现实，这才是问题。伯林说，民族主义是人类情感的红肿发烧，是的，伤口开始发炎，鲜血渗入大地，历史复活了，历史在重演。

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要求回到古代故乡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的政治主张与运动，又称犹太复国运动。

一个民族或社会的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影响的，因此，历史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尽管，这重构需要某种原型。记忆需要来自集体源泉的养料不断地滋养，并且由社会和道德的支柱来维持，正如历史，它的力量——如果真有亡灵复活——来自那些呼唤它的现代人，而不是那些本该沉睡的亡灵。

所以，在《梅察达》这首英雄史诗中，我们能够读出的，是历史当时并不具有的，现代犹太人的精神困境：它在两种对立的情绪中——目空一切的乐观主义和绝望无助的悲观主义——之间游移不定；在缅怀过去与面对现在之间焦躁不安。这种矛盾心态，不仅在公元前后的犹太人的精神中不可能存在，就算是现代犹太人，那些在以色列本土出生的下一代也难以领受。

位于耶路撒冷的哭墙是犹太教最重要的宗教圣地。

所以，一些犹太问题研究者认为，为生存而奋斗的社会可以在英雄史诗中寻找到精神的力量，投合其现实的需求。但如果以色列社会解决了生存安全，那么，他们将不再需要梅察达的精神力量。届时，亡灵将会安息在自己的土地上，伤口复合，大地恢复往日的宁静。历史最终回归历史的原初型态，尘归尘、土归土。

历史是现实与过去的永恒对话

如果说历史就是过去，则任何一种力量都无法将其消灭；如果说历史乃是记忆，则记忆的主体是民族、人民，根本而言，是人，而非国家。由此，要消灭历史，就得先消灭记忆的主体——民族或人民——直至最后一个人。只要生命尚存，记忆就会绵延；只要记忆绵延，历史就会流传。不管它是以亡灵复活的方式如《梅察达》，还是以伏流的方式如《热什哈儿》。

由此可知，在历史与国家的关系上，是国家绑架了历史，而非历史依附国家。历史自有其生命，并不需要国家的保护。但国家需要历史的证成，需要借助历史的权威。所以官修的记载被当做绝对权力祭奉，被当做唯一的历史保存。它不仅需要禁绝异己的声音，打压竞争叙事，而且需要创造符合自己意旨的叙述。于是，记忆被独占，解释被垄断，历史成了权力的附庸、合法化的阐释者，成为国家的意缔牢结。

无论是流浪者犹太人的《梅察达》的叙事，还是复国重建的以色列国家的历史叙述，历史都被改造得面目全非，非复往昔。逝者不可追，也许过去本来就无可复原，真相之类的说法几乎就是一场现代人的乌托邦、历史实证主义的幻觉？

如此，则历史研究还有何用？作为科学的历史研究，其出路在何方？如何面对亡灵的挑战？

在这种现代历史知识的生产方式中，旧有的历史观确实需要改造，甚至彻底放弃，尤其是那种在客观主义氛围中培养出来的真实观，将经受颠覆性的改造，否则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现代性的历史叙事。

只有作为真相的历史死去，它才会蜕变为某种符号、象征或民族精神，正如只有肉身的祖先死去，才能被抬上神坛，享受香火的祭祀。“历史精神”之类符号的诞生，乃是以真相之死为代价换取的，可以说，这是现代历史叙述的隐秘真相。如果不了解这种交易过程，追溯真相的历史学，在现时代，就不仅会屡犯时忌，而且必是错置时空。因为历史以往昔为对象，但其叙述的却是时代的精神状况；历史书写的是过去，但书写过程却是现代祭祀的盛大典礼。

作为真相的历史也只有蜕去真实这层坚硬的皮囊，才能披上现实的大氅，加入子孙们的战阵。沉睡中的亡灵，需要以鲜血浇灌大地，才会悠然苏醒。在此，旧有的历史学同样将失去解释效力，因为亡灵之魂，乃是依附在生者的身体与灵魂中，历史学必须跟着这一蜕变而转换为人类的精神史与心灵史，才能把握现代历史的律动。

犹太人在过逾越节时的传统家宴。

古希腊格言说，“骚扰我们的，是我们对于事物的意识，而不是事物本身”，历史亦然。顾颉刚曾高标一义，说历史研究要“不立一真，惟穷流变”，历史研究的重心不是历史，而是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意识，是我们的历史观。但这样的境界即使在今天也少有人能及，遑论当时。然而，历史研究却只有穿梭于现实与过去之间，往复对话，穷极流变，才可能把握历史的脉搏，把握历史活的生命。否则，史学捕捉到的就只会是逝者的遗蜕，史学也不免落入“死学”的笑谈中。

（图片来自网络。）

来源：腾讯网

编辑：谢 玲

编审：赵 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