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艺人王源在餐厅就餐时吸烟引起社会热议，“公共场所禁烟”也再次得到大众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至少已有19个城市制定了地方性无烟环境法规、规章，均对公共场所禁烟、限烟作出明文规定，其中，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明确实施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人民网记者近日走访多地探查公共场所禁烟现状发现，在各地积极宣传下，商场、高铁站内，禁烟情况相对较好，网吧、KTV等娱乐场所仍是违规吸烟重灾区，未成年人吸烟一幕幕扎人眼球。

意识淡薄、监督缺位，公共场所禁烟标志成摆设

行走在厦门、重庆、昆明、西安、西宁等多地，在公共场所能看到大量醒目的禁烟标语，明确提醒民众，医院、高铁、公交车、电梯等重点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在走访中，记者发现，禁烟标语虽有，对其视而不见者却不在少数。

在西安市儿童医院禁烟标识下，仍有吸烟者。（麦文雄 摄）

在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虽然中庭露天花园设置有吸烟区并提供了烟头收集箱，但大多数吸烟者仍选择在就近的垃圾桶或绿化带围栏边吸烟。

“我都第四天在这里抽烟了。”手腕上戴着病号条码的林大爷坐在住院部正门前的绿化带围栏上抽着烟，他认为，这里是室外，可以抽烟。记者提醒大爷，身旁有禁止吸烟提醒标志，吸烟区也就在他的右边十余米处。林大爷回答称，“我一把年纪走不了那么远，在这里抽烟招谁惹谁了？”

对此，一名戴眼镜的医务人员解释说，“医院大楼内部是不允许吸烟的，如果发现吸烟者，工作人员会及时劝阻。但是室外吸烟就很难控制了，保安都很忙，没时间去管抽烟的人。”

在重庆火车北站北广场出站口，出站的旅客、等候的市民，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十几分钟的时间里，记者看到，多名市民点燃香烟，吞云吐雾，全然不顾旁人的感受，却未见有工作人员前来制止。

图为银川街头设立的“烟灰缸”。（高嘉蔚 摄）

在呼和浩特，各大公共场所均在明显位置设置了“禁止吸烟”标志，但仍有人随心所欲地吸烟。记者发现，呼和浩特街头还设置了专门的吸烟室，能够容纳约十人，相对满足了“烟民”的需求，但利用率极低。

兰州一家大型餐饮企业的服务人员小张向记者直言，虽然店里所有包厢均不再提供烟灰缸，但每天都会遇到要求吸烟的客人。有时担心影响生意，服务员只能在客人固执的要求下偷偷提供烟灰缸。

相比之下，娱乐场所的室内吸烟情况更加严重。云南省成人烟草流行调查报告显示，在酒吧、KTV、夜总会看到有人吸烟的比例最高，达94.2%。重庆市健康教育所提供的近几年烟草流行监测结果也显示，网吧二手烟的暴露比例为85.2%、酒吧/KTV/夜总会为80.1%，都是二手烟暴露较高的地点。

在西安，酒吧、KTV的桌面经常摆有烟灰缸，空气中能闻到明显的烟味，酒吧的厕所里也能看到烟头。酒吧工作人员说，来此喝酒聊天的人中吸烟者非常多，为了经营利益，酒吧对此都不过问。

广州街头随处可见吸烟人（陈文夏 摄）

公共场所禁烟情况不够理想，谈及被动吸二手烟，不少受访者表示虽有不满，却不会上前制止。“怕报复。”广州市民张先生无奈地说，“公共场所怎么制止？人家有人家的自由。”宁夏市民张女士说，如果发现电梯里有人吸烟，她会选择不进去或者在就近楼层走出电梯，不会口头提出抗议。

昆明市民石女士说，自己非常厌恶在电梯里吸烟的行为，每次碰到都会上前去阻止，但不听劝阻的人还是不少。

吸烟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学生成烟摊“常客”

身着校服、背着书包、手里夹着烟、不时望望四周，在西宁市某中学附近，四名十二三岁的中学男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我们班50个男生中49个都抽烟，有的姑娘也抽。”面对记者的寒暄，四名男生一边说着，一边吞云吐雾。

据2017年数据显示，我国3.16亿烟民中，青少年吸烟者超过4000万人，且吸烟率在逐年上升，开始吸烟的年龄呈现低龄化趋势。记者走访发现，除了学生自我约束力差之外，校园周边的“有烟”环境、向未成年售卖香烟等也是导致吸烟低龄化的重要原因。

以重庆为例，据重庆对全市初中学生烟草使用情况的相关抽样调查数据显示：重庆13-15岁初中学生烟草使用率为9.9%（全国为6.9%）；78.4%的吸烟学生人群在购买烟草时没有因为不满18岁被拒绝，且部分地区还存在有摊贩无证售烟的现象。

“学校附近的小卖店基本上都会给我们卖烟。”在西宁，记者跟随一位男生走进一家烟酒超市。“老板，拿一包芙蓉王。”听到学生“客户”的需求，只见该商贩顺手拿出一包烟，放在柜台，等待学生付钱。

相似的情景还出现在厦门，据康桥中学附近的小卖部老板介绍，每到中午放学时间，就有学生到店里选购香烟，购买香烟的单包价位区间在15至60元不等。由于学校禁止吸烟，学生们会选择距离学校有一段路程的奶茶店作为午休吸烟的“打卡地”。

“穿着校服来买烟就不能卖？那他脱了校服来买烟，我卖不卖？”厦门槟榔中学旁的见福便利店收银员笑着说，“现在抽烟的中学生很多，哪里管得过来？我就是来打工的，人家给钱了我干嘛不卖？”

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学军小卖部，记者看到一名未成年人前来买烟，当问到商店老板为什么卖烟给未成年人的时候，老板想当然地回答：“他才几岁，肯定不会抽烟的，都是帮他爹买的。”

处罚少、取证难，“禁烟令”落地遇困难

各地公共场所“禁烟令”频出，吸烟行为为何还屡禁不绝？这背后暴露出的是执法难的问题。

长沙市爱卫办负责人说，1997年长沙市就下发了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但没有明确处罚措施及处罚额度，让执法人员在日常操作过程中只能倡议和呼吁，让不少烟民对“禁烟”不当一回事。海汽运输集团海口省际总站客运办相关负责人说，站前广场的吸烟现象是一个顽疾，由于车站工作人员没有执法权，不能对吸烟者进行处罚，少数吸烟者依旧我行我素。

取证难同样影响“禁烟令”的落地实施。在北京CBD工作的小武说，在“禁烟令”刚实施的一年多里，能明显感到在大厅等电梯时烟味减弱。可近两年情况有所反弹，每当小武等电梯或路过其他公共区域时，总能闻到浓郁的烟味。

“我们也曾打过举报电话，执法人员起初会让我们详细举报抽烟者所在的门牌号或者单位名称，这太难了。后来，执法人员来到现场，第一次被督查也只是对吸烟者所在单位和办公楼的物业予以警告，只有在第二次再督查到同样的抽烟者，并有明确证据表示物业现场未劝阻的情况下，执法人员才会对物业和吸烟者及其单位进行罚款。”小武告诉记者，举报一次维持不了两个星期，“那些人就又开始在楼道里抽烟了。”在小武看来，这样的举报，收效甚微。

“吸烟处罚在执法层面，有一定的难度。” 杭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华介绍，抽烟很多时候就是片刻钟的事，可能接到举办电话的时对方正在抽烟，而当执法人员赶过去，对方抽完烟已经走了。

在杭州，禁止吸烟的标牌随处可见，罚款金额也明确标识出来。（张丽玮 摄）

为此，多地开始探索力度更大的禁烟方式。2018年起，厦门对于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吸烟者和未劝阻者加大处罚力度。吸烟者由此前的罚款10元变为最高罚200元，未尽禁烟职责的公共场所由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变为最高罚5000元。厦门工学院更因出台了“教职工在校抽烟停薪停职，学生在校抽烟处分或开除”的硬核禁烟令一炮而红。

2010至2018年，杭州公共场所控烟执法在8年间处罚个人18人，罚款金额900元。而新修订的《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自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后，1-3月杭州全市个人处罚16人，个人处罚金额共800元，接近此前8年处罚人数、金额。此外，记者查阅发现，新条例还对向未成年人售烟等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

西宁2018年控烟罚款较2017年增长了60.56%，罚款数额达到26.55万元。西宁市爱卫办业务科科长孟鹏说，“罚款处罚不是目的，规范违法抽烟的市民，让控烟走上依法管理的道路才是长久之计。”

“逢年过节，一见面先给对方递烟，这种由来已久的‘恶习’是禁烟难的一个重要因素。”重庆市控烟专家、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陈虹认为，控烟立法，不应该只由单个地区来推行，希望能全国统一标准推进。

在安徽合肥市安医大二附院，医院电梯口设立禁止吸烟警示牌，并标识出院内吸烟区域。（苗子健 摄）

“除了执法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加强宣传引导，增强群众意识，形成社会氛围。”丁华表示，公共场所控烟，点多面广，不能光靠执法，更需要的是社会共治。

“公共场所禁烟要堵也要疏。”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党委书记张欣教授认为，在加大制度执行力度的同时，应适当设立吸烟区。既要加大对公共场所抽烟的约束，也要提供一些缓冲区。同时建立群众监督队伍，在醒目位置张贴规范统一的禁烟标识，公布控烟投诉电话和奖惩措施，呼吁每一个人发挥自己的点滴力量，劝阻身边人禁烟，汇成全民控烟的洪流。

来源：人民网

编辑：毛紫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