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里的鲁迅。（网络图）

2016年10月19日，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新文化的旗帜，“民族魂”鲁迅先生的忌日。

“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呐喊》《故乡》《社戏》.......那些年，我们一起学习过语文课本里的鲁迅先生，这其中对你影响有多大？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揭示了：
A、孔乙己的经济地位和思想意识
B、站着喝酒说明他经济地位低下，穿长衫说明他放不下读书人的臭架子
C、孔乙己是个思想迂腐的读书人
D、孔乙己没钱，所以只能站着喝酒，当时读书人都穿长衫，所以孔乙己也穿长衫

如果你还记得这道中学语文试题的答案，恭喜你，你真是当时应试教育的优良产物；如果你完全不解此为何意，抱歉，恐怕你不是在中国接受的语文教育。

鲁迅作品在中国语文教育中的烙印之深，实在无人能敌。

北京大学温儒敏老师曾给大一学生布置了一次小论文作业，题目是《我观中学语文中的鲁迅教学》，要求大家回顾中学语文课中鲁迅教学的具体情况，联系各自的阅读体验，从教材、老师、教学方式和考试等方面，谈谈中学时学鲁迅学到了什么，如何学的，是否存在问题，在各自的设想中应该怎样学鲁迅。

30%的同学认为中学鲁迅作品的教学有过度阐释之嫌，学生们要想考出好成绩，必须学会“一字一句读书”，“读出作者的潜台词”，“读出每一个副词的意味”，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放过！

比如《祝福》这篇，有这样一个形容词后置的句子，“内中一个破碗，空的”，“要能体会出这个形容词后置是要起强调作用”。

更令人崩溃的是鲁四老爷在祥林嫂被婆家抢走之后陆续说了三个“可恶，然而……”，各自都有着确定的深刻含义。

破折号和省略号的用法也让人抓狂：“这有什么依不依。——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中起的作用是解释原因；“后来？——起来了”中的作用是说明结果；“——唉唉，她真是交了好运了”这句中的作用则是总结性话语！

难怪有同学慨叹：“我们不是不喜欢鲁迅，我们是被逼着不喜欢鲁迅。”

2010年一则关于各地修订教材的微博引发震荡，经过媒体的几轮热炒及辨析后，事实渐渐浮出水面：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近20年来确实在逐步“撤退”，但至少最近一次课改，鲁迅没“撤”。

教育专家认为相较于“撤还是没撤”、“撤了多少”这些争论，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中学语文的教学方式。

电影《黄金时代》里的鲁迅。（网络图）

鲁迅作品已经在中学课本中躺了将近一个世纪，数量最多时达到31篇。

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刚刚蜚声文坛时，国内各个书局、各省教育厅和一些著名学校就开始在他们自行编写的《国文》或《国语》课本中选用鲁迅的作品。

“最开始选用鲁迅，不是官方的，而是民间自发的。”北大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说。

在目前能看到的语文课本中，最早收入鲁迅作品的是《初中国文选读》，入选的6篇是《故乡》、《风波》、《鸭的喜剧》、《兔和猫》、《社戏》和《论雷峰塔的倒掉》。

1924年叶绍钧主编的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教科书，1930年代傅东华主编的《复兴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夏丏尊、叶绍钧合编的《国文八百课》，1940年代叶绍钧、朱自清合编的《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等，都选入了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

对此，鲁迅曾明确表态他不愿意。1924年1月12日《晨报副刊》上曾刊载曾秋士（孙伏园）的文章《关于鲁迅先生》：“他说他一听见《呐喊》在那里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他绝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这一类小说的必要。”

无论鲁迅是否愿意，他的作品被越来越多地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已是不争的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7年，语文课堂成了宣传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重要阵地。由于毛泽东对于鲁迅的极高评价，鲁迅作品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负载新体制意识形态的投枪和匕首。与过去相比，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共31篇被选入，数量比1949年前的24篇有大幅增加，其中包括《“友邦惊诧”论》、《〈呐喊〉自序》等11篇杂文，战斗性极强。

也正是这一时期新选入的《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灯下漫笔》等篇目，奠定了1949年后的半个多世纪中鲁迅作品选目的基础。即便是今天这个思想不断解放、文化渐趋多元的时代，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作品的大多数仍然不出这个范畴。

“文革”中语文课几乎成了政治课。“文革”开始的头两三年，鲁迅作品因为不完全符合政治思想宣传的目的而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1969年开始，语文课所谓“文”的范围稍有扩大，鲁迅作品开始得到谨慎的恢复，但也仅限于政治性极强的杂文；1970年，文学作品的解禁范围进一步扩大；“文革”中后期，在其他作家和作品均遭禁的时候，鲁迅作品成了中学语文课堂上惟一的文学教材。

“文革”结束后，中学语文教学缓慢恢复，一些更温和的作品被选入中学课本。如今广为人知的《范爱农》、《阿长与〈山海经〉》、《拿来主义》等篇目就是在那之后第一次出现在中学生面前。与政治紧密相连的杂文则逐步减少。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七年级上册入选的《风筝》一文，曾在民国时期的中学语文课本中出现过。有趣的是，这篇描写兄弟之情的文章，也是台湾新版国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惟一入选者。

1933年2月17日，鲁迅与宋庆龄等合影。（网络图）

新中国第一部中学文学教材《文学》，教参中言辞铿锵：

《一件小事》，“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严肃的自我批评精神，积极向劳动人民学习，时时认识并纠正自己的缺点”。

《孔乙己》，“作品揭露封建文化毒害知识分子的罪恶，批判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迂腐无能和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讲授这一课，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封建文化毒害知识分子的罪恶，加深学生对封建制度的憎恨”。

1961年12月16日《文汇报》发表了题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的社论，文中指出：“语文，归根结底是一种工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生产斗争的工具。”

“十七年”间各个版本的教参加剧了对鲁迅作品的政治图解。

在《祥林嫂》的“教学建议”中建议略过《祝福》开头和结尾——即祥林嫂“关于灵魂有无的追问”和“全鲁镇祝福的热闹气氛”，“使学生认识清楚祥林嫂是怎样的人。要着重引导学生从同情祥林嫂到仇恨旧社会，启发他们的革命斗志”。

《我们不再受骗了》，“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帝国主义欺骗人民和污蔑社会主义国家的罪恶阴谋和反动本质，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加深学生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对社会主义的热爱”。

《药》中夏瑜坟上的那一圈红白的花，被解读为“革命者永远杀不尽，也表示后来者会接受先烈的教训，为革命另辟一条光明、胜利的路”。

跌入政治语境的鲁迅作品令老师们战战兢兢，死死抱着教参授课，惟恐说多错多。“文革”期间，针对一线教师教学中遇到的难题，时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研室主任李何林写了一本《北京市中学语文课本中十五篇鲁迅作品的问题试答》，尽管个别地方仍然存在泛政治的阐释，但多数解答实事求是，有一说一：

问：《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美女蛇有什么寓意？
答：我看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这就是个迷信故事，吓唬孩子的。也可以说鲁迅在批判这个迷信故事。
问：《藤野先生》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主要写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是赞扬藤野先生的优秀品质？
答：主要是后者，前者是次要的。
问：《一件小事》的主要人物是“我”还是“车夫”？
答：是车夫。

这些现在读来引人发笑的对答，当年却是中学语文老师的教学圣经。

荒谬的是，改革开放30年之后，虽然很多教参已经开始逐渐提供关于鲁迅更多的、更客观的解读，仍然有部分中学教参延续上世纪的“鲁迅观”，“如果按照这些早就被学术界清理过的观点向学生教授，必然会造成学生对鲁迅的普遍的隔膜和误解。”钱理群说。

来源：南周知道

编辑：姚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