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主席，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阅兵总指挥秦基伟！”这是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受阅部队总指挥秦基伟向军委主席邓小平报告。他那字正腔圆的红安话，响彻天安门，也回响在大江南北。

红安原名黄安，红安话从广义上讲是北方语系，在湖北省属于江淮方言的黄安孝感片语系，在千里大别山区又属于大别山南麓方言，所以有些“土气”。其实，这土气的红安话大家并不陌生，不论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还是联合国总部会议厅，经常能听到红安话，最典型的代表有董必武、李先念、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领导人用红安方言讲话。

红安是著名的将军县，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从军界到政界，操红安口音的领导遍布大江南北，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红安口音。一位国家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一位党的一大代表、国家代主席，两位中央政治局常委，6位中央政治局委员，3位副委员长，5位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尤其是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4位操红安口音的，还有7位担任过大军区司令员，7人担任过省委书记，10位任过部长，当时的八大军区，操红安口音的司令员就占7人。

在朝鲜战场上，韩先楚、周纯全、王近山、秦基伟等十几位红安籍将领指挥战斗，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就是由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和十五军军长秦基伟等将领指挥的。据不完全统计，担任师以上领导干部的红安人达到300多人，仅七里坪一个镇就有143人。

红安籍将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论职位多高，不论在外时间多长，红安口音始终没变，红安乡音一直未改。十几岁出来闹革命，南征北战几十年，乡音却没变，这一现象看似平常，其实蕴含着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浓浓的家乡情怀和不变的乡音情结。

众所周知，当年的黄麻起义在红安发生，红四方面军在红安诞生、红二十五军在红安重建、红二十八军在红安改编，其人员构成也是以红安人居多。那时候，红安家家有人当红军，有的是全家当红军。有资料显示，红安参加红军的人数是6.5万余人，在红军队伍中，每4名红军战士中就有1名是红安人。由此可见，红安人在红军中不仅数量多，而且人员扎堆。红安人在一起，肯定都是讲的红安话，谁还去“别腔”呢？按说，年纪小应该变腔快，像陈锡联、秦基伟十三四岁参加红军的人比比皆是，以红安人为主的红二十五军，长征时平均年龄不足十八岁，可是他们乡音一直未变，为什么？因为与他们成天在一起的人大都是红安人，那种环境下乡音变不了。久而久之，不论到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岗位，红安话变不了。与其说这是环境决定的，不如说这是红军队伍中红安人扎堆决定的。这一特殊现象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红安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非同一般。

方言毕竟是方言，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成为全国通用语言，像红安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语言文字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全面推广普通话，并确定普通话为国家的通用语言。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方言林立，各具特色。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不同的方言像是一幅幅生动的语言地图，描绘着中国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普通话与方言是和谐共存的。普通话作为全国通用的语言，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交流工具，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国家进步；而方言则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和历史记忆，是地方特色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我们推广使用普通话，也要珍视自己的乡音，因为这是连接故乡灵魂的纽带，传承精神力量的源泉。

我也是红安人，我爱讲红安话，爱听红安话，更爱那些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红安人。 

(作者：袁 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