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树才:法国人关注李清照是因为女性主义?

桌子上摊放着几本诗集,两杯咖啡被端上来,而记者的采访对象——诗人、翻译家树才在打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是诗人莫非,他们在谈论的也是一位诗人,20世纪80年代与舒婷等人并称“五大朦胧诗人”的江河,“几十年没见了,真是不可思议。”

资料图:佛经《宝箧印陀罗尼经》在内蒙古图书馆展出。中新社记者 刘文华 摄  中华文明有一个很有消化能力的胃  树才现在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研究员,1990年至1994年他在中国驻塞内加尔使馆任外交官,2008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教育骑士”勋章。这些经历,用树才的话说是给了他一个社会人格,“诗人不总是那么合时宜。”现在的他做诗歌翻译、搞研究、教孩子写诗,“我还是愿意回到美学的现场,被语言包裹着。”他慢悠悠地谈论着诗歌翻译、中法文化以及20世纪80年代那个属于诗歌的黄金年代。  放下电话,树才开始讲述江河的事情,“自他1988年去美国,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而这次树才意外地得到江河的消息还是因为诗歌翻译,“他在美国精神苦闷,迷恋上了用法语写作的罗马尼亚哲学家埃米尔·齐奥朗,托莫非问我是否翻译过齐奥朗。”树才沉浸在诗人的语境中,“他经历了什么,能让他迷恋上齐奥朗,一个一生都在尝试自杀的哲学家?”  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历的诗歌黄金年代,仿佛就说到了一代人的叙事,而这种叙事又与诗歌翻译有着必然的联系。“比如江河,他那么迷恋法国的东西,但只有通过诗歌翻译他才能接触到它们。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基本都受外国诗歌的影响,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偏好。”  “这是一批在诗意上勇于探索的人。”诗人多多曾提出要跟上翻译的步伐,“这背后是对语言探索的态度。”树才认为这种态度看上去是诗歌的态度,实际上是文化的态度、价值的态度。  这种态度意味着对他者的接纳。“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就曾提到过他者这个概念,而中国古人也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树才认为翻译就是他者。汉语对他者的接纳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对佛经的翻译,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俗语佛源》中曾讲到,“世界”这个词就是从佛经中来的。“我一直认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个‘胃’是很有弹性,很有消化能力的。”

资料图:一辆北京公交集团的“红色专车”驶过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中国诗歌被迫进入现代性  从古至今,翻译反映的都是当时社会发展和文化思想的需要。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为例,他为了激励国人自强,只编译了赫胥黎原书的进化论部分,强调“适者生存”,而忽略了同情和帮助弱者这样一个伦理学维度。“鲁迅翻译果戈里的《死魂灵》,也是为了用于中国。”  但是,在树才看来,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却是被迫进入的,而背景正是新文化运动。“当时那些古典文化涵养非常好的一批人开启了中国的新诗运动。”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将自己的《关不住了》视作其“新诗成立的纪元”,而这恰恰是一首译诗,译自美国女诗人莎拉·替斯代尔。  树才认为,20世纪30年代诗人梁宗岱对法国象征派诗人的译介促进了汉语新诗的重要进展,但抗日战争又打断了这一进程。“否则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可能早已打开。”  “诗歌语言是文化变化的征兆。”树才说,胡适他们所在的时代中国文化的节奏被打乱了,形成了一种焦虑,关于传统和未来的焦虑,关于“归化”和“西化”的焦虑。“这种焦虑一直在。我是倾向于未来的,但根要扎在传统中。”  树才用诗人特有的方式赋予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一种迷人的缠绕感。他讲述着拉康精神分析学对他的影响以及法语如何缺少感性又如何让他善于分析,同时他也讲述着对王维、陶渊明的热爱以及对数字九的迷恋。  “个体能沉默下来的时候,我认为他应该更多地去追思古人,有能力去重新经历他们写出那些伟大古典诗歌时的那种心境,那种人和自然的关系。而当你走到人和人的关系中去的时候,一个诗人又必须通过创造性的背叛,通过忠实于内心的不安来赢得表达的深度。”  在树才看来,现代性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每一种文化和语言都面临着如何进入现代性的问题。“当文言文纵身一跃跳到以白话文为发端的现代汉语时,我们就已经失去了唐诗宋词那种精美的形式。”每一种语言的古典诗歌都有其声音体系,包括句式和押韵,西方古典诗歌向现代性过渡时更加平缓,但汉语诗歌现代性的进程更加决绝。所以法国现代诗人对其古典诗歌的形式传承得更好,这是现代汉语诗人所无法企及的。  但是,中国传统的气息依然在。“根是在的,根是对生命气息的证明。”树才在一首诗中写道“回头,但没有回头路。”这或许能够说明诗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依恋,但继续向前走。“只有向前走才能和古代接上,让语言产生新的活力,以前曾经产生过活力的经典作品才有所寄托。”

李清照 (1084-约1151) 清人绘 图片来源:读图时代/视觉中国

法国人关注李清照是因为女性主义?  中国文化的独特气场中有着与现代性共通的地方。“比如寒山的诗以禅取胜,禅是一种你无法获知是否抵达的境界,这就对应了现代诗歌的悖论,悖论是现代诗歌中的重要构成力量。”树才所提到的寒山诗也直接影响了加利·斯奈德等西方现代诗人。而法国的哲学家、翻译家、汉学家于连也从研究中国古诗的过程中发展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  中国古典诗歌很早就被西方诗人注意到并进行了大量的译介。“翻译是文化的转化。在诗歌翻译中时间的维度崩塌,李白的《静夜思》译成法语一定是一首现代诗。”  树才指出,中国古典诗歌是没有人称的,“我”这个主体是缺失的,因此,无论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其抒发的情感是敞开给任何人的。“但如果翻译成法语,译者一定会问到底是谁‘举头’?”树才笑道。  “法国人很关注李清照的诗词,可能源于他们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女性,认为她很早就具备了主体意识,能够恣肆汪洋地去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且惊叹于她对语言创造性的使用,这也合乎法国人‘语言需要在诗歌那里被游戏’的理念。”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西方也在逐渐了解中国。树才介绍,中国当代诗歌在法国的译介也已成一定规模,但与他们对中国小说的译介相比还是偏少。“这也反映了某种实用主义的立场,他们希望通过翻译中国的小说来感知中国社会的变化。”但树才相信,他们会越来越意识到,只有翻译中国的现代诗歌才能听见中国人40多年来心灵深处发生的事情。  “法国和中国有着天然的接近性,因为两个国家都是具有诗性的,有在现实之上建立诗意的愿望。”  窗外已接近夜色,而咖啡馆内关于诗歌的话题不会被外面匆匆的行人感知。“人总是向往那些传说中的年代。”对于中国诗人来说,传说中的年代就是对诗歌狂热的80年代。“但作为亲身经历过的人,我认为那没有什么好向往的。”  尽管承认无论在中国还是法国,诗歌都在被边缘化,但树才依然选择过着与诗歌有关的生活。结束访谈后,当天夜里树才与江河取得了联系,两人一直聊到凌晨两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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