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哲学，首先我们必须说明，哲学更贴近于诗歌，而与科学则同床异梦”。它出自乌纳穆若，一位西班牙哲学家、作家和诗人。很多人也许会迟疑，因为，西班牙这种热情似火的民族性格，并不适宜哲学沉思，貌似只盛产诗人。其实，乌纳穆若这句话已给出答案：世上不只有康德、黑格尔这种思辩哲学，还有另一种“诗性的哲学”。哲学与诗相近，正如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思合一”；哲学与科学同床异梦，是因为科学并非目的，只是途径。

乌纳穆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班牙文坛可谓领军人物，毕业于马德里大学哲学系与文学系，善于把激情的文学语言和深邃的哲学意识完美融合。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作家因抨击佛朗哥政权被软禁，不久就猝死家中。在大量的小说与诗歌创作之外，他留下了一本“非典型哲学著作”——《生命的悲剧意识》。这让人想到了《悲剧的诞生》，既是文学的，也是美学的，更是哲学的。

“非典型”意味此书并不想构建“体系”，也不执着于概念和范畴论证，它更像一个哲人的内心独白。优秀的思想家，往往能把哲学变为一种文类，马可·奥勒留、蒙田、卢梭、尼采皆如此。

《生命的悲剧意识》延续了这种传统，这一传统的核心是“人本主义”，它始终把“人”视为哲学思考的出发和归宿。乌纳穆若的视角，就深入到了“人本身”。什么叫做“人本身”？它并非“抽象概念化的人”（哲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也不是“共性集合化的人”（社会和伦理学意义上的），而是真正具体的“骨肉之人”。这也暗示我们，长久以来，哲学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理念上，对实在的肉身和个体的心灵，常常缺乏观照。正是以个体生命意识觉醒为原点，乌纳穆若在哲学史里，搭建了新的支点和“支架”。

哲学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答案是显见的，它意味我们对世界和自身的理解模式。“我们对世界和生命有必要形成一个单一和整体的概念，而哲学能够适应这一需求”。换言之，稳定、统一和总体性，是人们理解世界的心理需求，也是哲学给我们的允诺“福利”。但问题是，这种哲学理解又取决于什么？乌纳穆若反驳了“基于人类理性”这种标准答案。在他看来，对生命的感知才是根本，而情感就是核心。哲学家们常用理性的推演，来包装原本靠情感获得的感知。实际上，理性又建立在非理性的地基上。

作者重提生命情感这个“支点”，目的是想强调每个人的差异性、唯一性。确定一个人“是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是缘于统一性的原则和连续性的原则”。统一连续，首先在肉体上保证我们行动与目的协调。每种病就是对生命统一连续的破坏，是肌体的分离与反叛，“将要把与它协调一致的部位引到另外一个不同的目的”。其次是精神上，“我们生活在回忆之中，同时也为回忆生活”。“记忆是个体人格的基础，如同传统是一个民族集体性格的基础一样”。乌纳穆若鄙视一个人幻想成为另一人的想法，高扬个体不可替代的价值。“对宇宙而言，我是微不足道，对我个人而言，我却是一切”。

乌纳穆若看待灵魂重于生命，认为世界为了意识而存在，如果否定情感的价值，理性就没有任何效用。人们只有依赖矛盾生存，注定是生命的悲剧：持续不断的争斗，争斗又没有胜利，也没有胜利希望。悲剧意识源于渴望永恒，它基于两难悖论。就像尼采不屑于幸福一样，乌纳穆若也发现人们并非通过幸福感知自身，因为幸福瞬间，通常遗忘了自己，正如乐不思蜀。相反，“苦难才使我们回归自身，获得了属于我们的深刻意识，重新成为自己的中心”。

来源：长江日报 作者 俞耕耘

编辑：陈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