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五四村，环卫工人在装运经过分散式垃圾处理设备变废为宝的肥料。（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十月三十日清晨，广西钦州市钦北区环卫工在清理垃圾。

“我国的垃圾处理不及格。”这是北京市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研究中国垃圾问题30年的专家王维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北京市遭遇“垃圾围城”，垃圾处理问题开始成为全国大小城市的心头大患。此后，垃圾分类、垃圾回收、垃圾焚烧、垃圾填埋等话题进入社会生活，并经历着艰难蜕变。“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这是最终写入中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6年施行）和《循环经济促进法》（2009年施行）的垃圾处理原则。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做得如何？怎样才能迈过垃圾处理的及格线？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拾荒大军“消化”垃圾

1983年，北京城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垃圾围城。当年，北京市政府做了3次遥感航拍，发现在今天北京三环和四环附近的地区，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高达4700多个，50平方米以下的更是不计其数。北京城的垃圾处理，迫在眉睫。

1987年，来自四川巴中的杜毛线和许季才，敲开了王维平办公室的门。杜毛线原来是巴中山区的民办教师，一家人生活十分困窘。他和许季才琢磨，捡垃圾或许可以挣钱。但当时进垃圾场要批条子，他们就找到了刚好管这事的王维平。

王维平同意了。在当时，北京的垃圾场主要是国营，员工处理垃圾的积极性不高，垃圾回收的效果很不理想。既然有人愿意来捡垃圾，当然是捡得越多越好。“那会儿小区没有垃圾站，小区有个三面围墙，小区垃圾都往这里头扔，然后收垃圾的人用三轮车去捡垃圾。”于是，杜许二人带了500个巴中老乡，住进了垃圾场。

王维平说，“当时他们分了6个组，玻璃、金属、塑料、胶皮、碎砖头还有一些别的，每个人每个月就能捡1500元钱。他们捡完了之后就运到城乡结合部，有交易地点，占地200亩到500亩，是跟当地农村租的地。交易点里面分摊位，这个摊位专门弄金属，那个专门弄玻璃，拾荒者把各种废品从城里或者其他地方垃圾场弄到这里卖，卖给河北人。”其中，金属运到霸州，塑料运到文安，纸袋、包装运到保定，鞋底运到定州，玻璃运到邯郸，那儿有小加工厂，这就形成了垃圾处理的民间产业链。

从1987年到2006年，在经国务院批准的664个城市中，收废品捡垃圾的人数高达230万。在北京，拾荒大军的人数从1998年的8.2万人上升到2006年的12万人，到了2014年，更是达到了17万之众的巅峰。垃圾集散地几乎和规模化的拾荒大军同时形成，到2014年，北京城共有垃圾集散地82个。早期租片地就能做集散地，而后来圈地划分摊位，收购垃圾过秤交易已经十分专业化。

在利益的驱动下，这支拾荒大军横扫了北京市所有的垃圾站点。据相关部门统计，2013年，北京运到垃圾处理场的垃圾有700万吨，拾荒大军运出北京城的垃圾也是700万吨，这意味着，北京市的一半垃圾都是拾荒者“消化”掉的。

北京的第一次“垃圾围城”，就在这样的垃圾产业链中得以消化分解。到2008年，随着奥运会等一系列国际盛会在北京举行，京城城市环境治理的力度加大，步伐加快。城市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城市垃圾处理也渐渐规范化和专业化了。

然而，到了2015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北京开始，废品回收出现了全产业链的危机。为了治理环境，河北关停了大多数的小造纸厂、小冶金厂，废品的价格就此跌落。2014年，城里的拾荒者原来一吨纸板卖1400元，现在只有400到500元，铁原来1公斤1.8元，现在0.4元。同年，北京原有的82个垃圾集散地关了80个，废品的中转站一夜之间近乎消失。

同时，新的垃圾围城问题在北京出现。消失在主城区的垃圾，开始渐渐出现在北京周边的农村。由于北京附近农村的垃圾排放和管理较为原始，农民对垃圾处理的意识淡薄，京城周边的农村变成了“垃圾站”。

来源： 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 谢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