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董必武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

1920 年秋天，他和陈潭秋等人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 年，他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并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抗日战争时期他从事统战工作，建国后曾任新中国副主席，还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共的创建和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他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自居，总是把自己比作“配角”“老牛”，他一生都以“甘为民仆耻为官” 和“新功未建惭高坐”为座右铭，来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

为六角钱向党中央写检讨信

1941 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

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时过近半个世纪后，当年与董必武共事的革命同志对此事仍记忆犹新。1985 年10 月邓颖超重返重庆，在会见抗战时期在红岩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时，南方局和办事处招待所所长杨继干来到邓颖超面前，邓颖超握着杨继干的手说：“老杨，当年我们在红岩村生活可是够艰苦的。”杨继干说：“是啊，那时我们的伙食费一个月三元法币，毛主席来重庆，看我们成天吃空心菜、胡豆，说我们的伙食比延安还差，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说到这里，杨继干回忆起一件往事，他深情地说：“当时每个月的开支账都由董老核查。有一次，有六角钱报不了账，董老在大会上作了检查，还给党中央写了检讨。解放后我去北京看董老时还提起这件事哩。”邓颖超忆及此事，也不无感慨地说：“这事我记得。那时为了六角钱董老都作检讨，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都不心疼呀！”

董必武曾于1945 年、1954 年和1958 年3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上交给了国家。这三笔钱共计2600多美元。他平时还将医药费、邮电费之类的小账记得清清楚楚，绝不浪费和枉花一分钱。

1972 年冬，董必武因感冒住进了医院。这时中央批准他去广州疗养，大家担心他长时间坐火车身体受不住，再三劝他乘飞机去。可他坚决不肯，他给同志们算了一笔帐：“一架专机飞一趟广州要用多少油，要花多少钱。”他强调：“应当尽量少给国家增加负担。”

1951年3月18日，董必武与身边工作人员在杭州合影

1959年6月11日，董必武和朱德视察大连机车车辆厂

勤俭节约 不搞特殊

1946年2月，（左起）吴玉章、陆定一、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在重庆

董必武平时练字时总是写“性习于俭，俭以养廉”8个字。可以说，这8 个字正是他淡泊、俭朴生活的写照。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置办过一个针线包，战斗间隙用来补衣修鞋，建国后仍保存在家中；一条毛巾先用来洗脸，旧了就用来擦手，再破旧了就中间剪开两头接上用来擦脚。他喜欢书法，其字清秀、挺拔，集中了颜、柳诸家之长，又自成一体。他工作、会议之余，经常练字，可总是用些旧报纸，大楷写了写中楷，中楷缝里插小楷，把一张报纸写得密密麻麻的。作诗是伴随他一生的爱好，从1939 年到1975 年，他写的诗共有1300 余首。这些诗的草稿都写在旧信封、旧日历、过时的请柬及各种形状的废纸上，平日练习书法，他也不肯用白纸、宣纸，都是用旧报纸。他所用的毛笔，笔头掉了也舍不得扔，用胶粘在笔杆上，或用线捆扎在笔杆上继续使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见他一直用着已经不能再用的旧笔时，劝他扔掉，董必武解释说：“一支笔，一片纸，一把牙刷，不值多少钱。可是，我们是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每个人浪费一点，几亿人加到一起决不是个小数字。社会财富，大家都要爱惜呀!”

董必武书法作品

1957 年，董必武任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当时，他家住在北京钟鼓楼后的一个昔日王府的大院里。院子很大，很气派，儿女们也都乐意住在这里。由于“高院”离此很远，每天往返不仅不方便，而且还需要很多人来送文件，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他考虑着搬到离“高院”较近的中南海去居住，尽管当时中南海的房子较为窄旧，但他仍不改初衷。一天晚上，他和盘托出自己的主意，却立即遭到尚在读书的子女们的反对。董老耐心细致地对全家人说：“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单独烧锅炉取暖，费煤，要人跑这么远送文件，搬到中南海，这些都统一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不该搬吗？该搬。这第二呢？”稍作停顿后，他更深沉地继续说道：“我上班太远，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再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也就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国家还穷啊。”

1969 年，小儿子董良翮高中毕业面临着就业问题。年已83 岁高龄的董必武，对小儿子的就业去向态度十分明朗：“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于是，董良翮被安排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临行前，董必武把自己的一条在战争中用了多年、打着补丁的旧毛巾送给小儿子，叮嘱他说：“你是革命的后代，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你不能当特殊农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你要听老农的话，听队长的话。”董良翮到农村后，董必武继续对儿子进行安心在农村劳动的教育，打消了他想离开农村去当兵的念头。在董良翮担任大队干部后，董必武曾让儿子把同他一起出差来京的干部请到家中，当着董良翮的面，对这些公社、大队干部说：“你们要帮助良翮，他还年轻，工作上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经验丰富，当他的老师，教育他在农村好好工作，参加农业劳动，让他还是当一位普通农民好。”

董必武的亲属们看到他位高权重，一度向他提出过一些要求。董必武对亲属们一一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解释，对不合理的要求，予以拒绝；对合理的要求，则劝告他们通过所在单位的正常途径申请解决。后来，董必武见仍有亲友向他提出各种自我要求，便干脆写了一封通函，说明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的道理；并将这封通函打印数十份，分别寄给亲友们。这样一来，请他利用职权办私事的亲友果然越来越少了。

1950年春，董必武同家人在北京香山碧云寺

1962年4月30日，董必武在武汉市庆祝“五一”节联欢晚会上，和全国劳动模范马学礼亲切交谈

对在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董必武也常常勉励他们抓紧学习，希望他们每天都能抽时间读3至5 页书。同时，还约法三章：一、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二、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活动；三、不许接受礼物。每逢组织上安排新同志到他身边工作，他都要当面讲清这三条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