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昀鋆(左)在新书《与哀伤共处》的签售现场。受访者供图
▲李昀鋆在一席活动现场演讲,介绍自己的研究。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
对所有人而言,“至亲的死亡”都是房间里那头被刻意回避的巨象,有朝一日,终须面对。
少有人知道,丧亲之痛——伴随丧亲而来的哀伤,也是一个学术研究课题。
曾经,李昀鋆对此也一无所知。直到母亲的骤然离世让她成为一个陷入哀伤的年轻人,又成为一个研究哀伤的年轻人,并因此,遇到同样在哀伤中的年轻人。
时间治愈不了一切
人生的变故发生得太快了。
2014年夏,正在教室自习的李昀鋆接到母亲中风入院的电话,匆匆赶往医院。4天后,她失去了母亲。
接下来的事,都发生得太快了。
母亲的遗体被推出来,她俯下身,按母女俩的习惯,亲了母亲4下,额头、左颊、右颊和嘴唇。
火化炉开启,她亲手把母亲的遗骨拾起,装入骨灰盒。
那时,这个21岁的女孩好像比大部分同龄人更镇定、更知道该做什么。
从本科到研究生都攻读社工专业,李昀鋆做过各种实习,包括去医院做安宁疗护志愿者。
专业训练让她从不吝于表达爱意。母亲生前,李昀鋆常常亲她、拥抱她。母亲临终时,她像安宁疗护志愿者培训时教的那样,跟昏迷着的母亲讲了许多话,道谢、道爱、道歉、道别。
葬礼上,李昀鋆哭得撕心裂肺,“没有压抑,有意识地去宣泄”。
她想,接下来,自己会逐渐从悲痛中走出,“正常”地生活下去,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时间能治愈一切。“我真的以为会这样。可等葬礼结束,却发现整个事情都跟我想象的不同。”
外人眼里,李昀鋆很快放下了悲伤,继续在复旦大学的硕士学业,开始忙着申请读博。但她觉得自己快“疯掉了”。思念随时袭来。她爬楼梯爬到一半,会哭;骑车去教学楼的路上,会哭;拿起手机,想到打不通母亲的电话了,会哭;晚上迟迟不敢回宿舍,在校园里逛来逛去,找没人的角落偷着哭……“没有人告诉过我,失去亲人的生活是这样。”
她向家人倾诉,但每个人都劝她放下。父亲开始相亲,所有人看上去都已释然,只有她放不下也不愿放下。
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自己这么难过?为什么痛苦这么漫长?自己是不是不正常?“我一直在想我要哭多久。也许是21年,因为她养了我21年。”
硕士毕业后,李昀鋆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计划做长者群体的研究。入学后选导师,她在学院官网上找做相关研究的老师,看到陈智豪教授的研究领域里,有个从没见过的英文单词:bereavement。
“我打开词典,一查,‘丧亲’。‘哐——’地一下就哭了。”她用物体撞击的拟声词,形容那个落泪的瞬间。
那是李昀鋆第一次知道,原来丧亲也是社工的研究领域,而她的难过、痛苦等情绪在这个领域有专属的名字:grief,“哀伤”。
她不打算做这类研究,“害怕触动自己”。她选陈智豪做博导,但只跟他聊长者研究。对于隐藏丧母之痛,她已经驾轻就熟。
入学后第二学期,陈智豪给本科生讲通识课《与哀伤共存》,李昀鋆是助教。
课上,陈智豪说:“哀伤就是爱,你爱一个人多久,就会哀伤多久。”
那一天,李昀鋆从课上哭到课下,坐校车离校时还在哭。“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释放。原来我的哀伤不是有问题,是对我母亲的爱。”
两个月后,李昀鋆遭遇一场车祸,在医院里躺了19天。她开始考虑改变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我发现即使年轻,也可能会死。我开始思考人生里有什么对我非常重要,是死之前一定要做的,我决定研究丧亲和哀伤。我想知道我的哀伤是怎么回事?究竟要怎么处理?它真的太重了,是我生命里一个好重的东西。”
被遗忘的“人生第一次”
“为什么研究这个?有什么意义?”更换研究课题后,李昀鋆发现,自己需要“花很大力气”反复回答人们的质疑。
同样的问题不会抛向她那些研究老年人群或流动儿童的同学。但是,丧亲者的哀伤?那不是随着时间流逝就会自愈的东西吗?
“因为我导师就是做这个的。”“因为丧亲者需要得到更多关注。”彼时,李昀鋆会藏起真实的初衷。有时候,连她自己也怀疑,这个“自私”的研究真的有价值吗?
其实,学术界对丧亲之痛的探究已逾百年。1917年,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中提出“哀伤工作”理论,主张丧亲者需要撤回对逝者的情感依赖,从丧亲之痛中恢复。作为哀伤研究的奠基性理论,这一观点影响深远。
此后,学界对丧亲与哀伤的研究不断发展。国外学者逐步形成一个共识:哀伤是高度个别化的过程,丧亲者应有“哀伤权”,以自己的方式和节奏表达哀伤,并获得社会的承认与支持。
研究中,李昀鋆留意到一块空白。
检索中国大陆地区的哀伤研究时,她发现相关文献数量有限,且多聚焦汶川地震幸存者、失独老人等群体,几乎没有对年轻丧亲者的关注。
事实上,主流哀伤研究也长期忽视年轻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第一本探讨青少年哀伤的著作才得以问世。
然而,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人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多。参照西方数据,李昀鋆推算,这一人群约占年轻人群的3.4%-11%。他们尚未完全独立,处于人生发展和建立身份认同的关键期,对死亡缺乏心理准备,是哀伤调适困难的高危群体。
李昀鋆指出,如果缺乏死亡教育,这些年轻人往往在毫无准备下,遭受人生中最初、也最沉重的离别。他们对自己强烈的哀伤手足无措,同龄朋友没有相关经验和知识,不知道怎么回应,社会支持也十分有限,令他们倍感无助。
李昀鋆将这种状况概括为:“被遗忘的‘人生第一次’。”她想关注的正是这种“第一次”。
“我们”的故事
一度,李昀鋆担心自己毕不了业。要找到愿意接受研究访谈的丧亲者太难了。在熟人网络和公益机构几经碰壁后,她试着写了封访谈对象招募信,发布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
信写得真挚。将心比心,她明白,在对死亡讳莫如深的氛围里,许多丧亲者渴望有机会光明正大地倾诉哀伤,又怕被人轻率对待。这封邀请信当天就获得大量阅读和转发,191位丧亲者填写了报名信息表。
从2017年8月至2018年9月,李昀鋆完成了106次对中国大陆地区丧亲者的访谈。随着选题范围的聚焦,其中44位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人成为她博士论文的书写主体,包括33位女性,11位男性。
他们多为独生子女,在10-30岁间经历了父母的离世——27位父亲离世,15位母亲离世,2位双亲离世。接受访谈时,最年轻的19岁,最年长的34岁,平均丧亲时间5.37年。
母亲过世后,李昀鋆总觉得自己是个孤独的“异类”。现在,她遇到了44个“同类”。
她曾迫切地想了解其他人怎样处理自己的哀伤,怎样理解自己的经历,又怎么继续“好好生活”。现在,在受访者敞开的诉说里,她一点点触及哀伤真实的肌理。
李昀鋆发现,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有一个相似经验——他们极少与他人展露自己真实的哀伤感受。
访谈结束时,许多人会说,这是第一次袒露自己隐秘的哀伤,连最亲密的家人也没听过这些。有人告诉李昀鋆,之所以愿意参加访谈,一个原因是“我也真的很想讲”。
在李昀鋆看来,尽管“80后”“90后”被视为更具个性、更勇于挑战传统的群体,但大家普遍遵循传统规则,把哀伤深埋心底。“少数人跟我一样,尝试过与家人分享,但我们都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处处回避。”
绝大多数受访者在父母离世数年后,仍然“无法接受”“非常痛苦”,这与李昀鋆自己的体会一致。有人说这种情绪猝不及防,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东西”;也有人问李昀鋆,“母亲过世三年了,我还是在难过,是不是不正常?”
李昀鋆试图在社会文化情境中探究这份哀伤,以一些完整的叙述,展现从父母离世,到葬礼以及葬礼之后,这些年轻人经历了什么,如何一步步藏起哀伤。
“我很有意识地这样做。”李昀鋆解释,丧亲经验常被视为个人的、内在的心理过程,结果是人们容易去责怪丧亲者,比如,你为什么不去跟家人朋友求助?你为什么不够坚强,不能放下?
通过44位受访者的讲述,李昀鋆记录下他们身份转变的过程,也记录下他们重构人生意义的挣扎。李昀鋆认为,哀伤会重塑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就像她在母亲过世后,感受到人生的“不公平”,许多受访者也有类似感受,但令她惊讶的是,“他们对于死亡、生命、家庭和爱的想法,他们对意义的追寻比我丰富太多了”。
为保持客观,访谈中,李昀鋆没有透露自己的丧母身份。但在研究后期,她会不断跟受访者更新研究进度,将这一研究称为“我们的故事”——她和他们,45个失去至亲的年轻人共同建构的故事。
2020年,李昀鋆完成了博士论文《父母丧失、追寻意义和身份改变: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经历父母离世的中国子女如何在其“成人初显期”与哀伤共处?》,这或许是中国大陆首个对年轻丧亲子女的质性研究。
她选了这年的7月29日作为论文答辩日,这一天是她的母亲甘瑞珍的忌日,后来,又成了她自己的结婚纪念日。
也是在准备论文答辩期间,李昀鋆不再隐瞒自己的研究初衷。“我决定说出来,我经历了母亲的去世,我很痛。刚开始,也会怕别人议论,怕被说像祥林嫂,但我好像找到了一些说出来的意义。”
她想让世界看见、承认和尊重那些年轻人丧亲后的哀伤,让他们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
与哀伤共处
“博士论文写完后,我的哀伤依然很强烈。它并没有带给我所谓的和解,和想象中的答案。”李昀鋆觉得,做这项研究的过程不是自我疗愈,而是自我探索,“像去海底潜水”。
最终,她没有找到最初想找的那份宝藏,却在整段旅程中遇到很多可爱的小鱼,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
这不是一次轻松的探索。整理、分析访谈资料的那两年,她沉浸在受访者的故事中,“我很痛苦,觉得哀伤是一个想不明白的东西,一个巨大的疑惑,一个没人愿碰的东西。我真的能把研究做好、做出来吗?大家把那么珍贵的东西交给了你……”
回过头看,她感叹自己的幸运,有机会走过这样一段旅程,遇到这样一群“同行者”,奢侈地花3年时光叩问一个魂牵梦萦的人生命题。
“做完这个研究,我跟我的哀伤好像经历了一次很深刻的交往。”李昀鋆发现,她能更清楚地看清自己的哀伤、理解自己的难以释怀了——把她的哀伤如洋葱般层层剥开,最内核的部分,是她无法接受母亲生命意义的虚空。
如今,她不再被动承受哀伤的影响,而是自主地做出选择。“我选择不和解,也接纳了自己这种选择。其实哀伤从来不能‘走出去’,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只能跟它相处。”
导师陈智豪的那门课,叫“与哀伤共存”,写论文时,李昀鋆化用了这个题目,改成“与哀伤共处”。“‘共存’的话,感觉哀伤更多是一个客观存在,我们没办法对它做什么。而‘共处’,是说丧亲者能自己决定与哀伤相处的方式,可以主动靠近一点点,也可以离远一点点。”
李昀鋆一再强调,哀伤的本质是爱,是想继续爱那个重要的人,但所爱之人已不在这个世界上。正如汉代声训学经典《释名》所言:“哀,爱也。爱乃思念之也。”
人们不必因哀伤的难以止息而自责,怀疑“只有自己有问题”,那实在只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爱的代价”。有这种感受的人很多,大家只是各自沉默。
2024年,李昀鋆去公益机构实习,为丧亲者做哀伤辅导。她注意到很多丧亲者的诉求,都是想“恢复正常”“把病治好”。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在2018年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里,将病理性哀伤从抑郁症里分离出来,定名为“延长哀伤障碍”。但在李昀鋆的观察中,绝大多数想“治好病”的丧亲者都不符合延长哀伤障碍的诊断标准,并未因哀伤导致日常生活、社会关系、工作学习等功能受损,他们只是非常痛苦。
李昀鋆会耐心解释,这种哀伤不是病,无需“治愈”。她希望更多人不要像她当年那样,对自己有那么多责怪和不理解。“我们对丧亲者的耐心太少,对哀伤的了解太少,留给哀伤的生存空间太小。”
她希望人们能给哀伤中的丧亲者更多理解和善意,让他们知道自己不用独自承受一切。毕竟“不幸但又无法逃避的生命真相是——我们所有人都将是、正是或曾经是与哀伤共处的人”。
她鼓励丧亲者正视哀伤,观察自己的哀伤究竟什么模样。“这种直面会很痛苦,但也能帮助他们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变得更有力量。”
她提起自己看过的一个说法:对于丧亲者,哀伤有点像一块石头。最开始背它,你被压得喘不过气,觉得好辛苦,但又没办法扔掉它,只能背着它继续往前走。慢慢地,你觉得石头没那么重了,路人劝你扔掉它,可你不想扔,你把石头放进口袋,选择带着它继续走下去。
“你可以做选择。当你发现这块石头对你很重要,就背着它继续走好了。”李昀鋆说,“其实石头还是开始那块石头,它的重量从没减轻过,是你变强壮了。”
“追求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
2025年春,脱胎于李昀鋆博士论文的著作《与哀伤共处》出版,此时,距其开始相关研究,已过去了8年。
李昀鋆一直觉得,这些记录着年轻人真实哀伤的文字,不应当只存放在学术数据库里。当年,她如果能遇到一个了解哀伤的社工、读到一本讲述哀伤的书,或许就不会在摸索着与哀伤共处的过程中被撞得伤痕累累了。
博士毕业后,她多次尝试出版,都未如愿。后来,论文里的一位访谈对象大学毕业后进入出版界工作,为她牵上了线。
为这本书作序的陈小姐,也是李昀鋆的访谈对象。序言里,她以轻松的口吻对读者们说:“现在,你有机会以一种‘无痛’的方式走走我们之前的路……不要害怕讨论哀伤和死亡,勇敢地翻阅下去,成为一个更懂爱人的人,多好呀!”
陈小姐告诉李昀鋆,她的妈妈听说这本书的作者是之前找她做研究的姑娘后,“露出了欣慰的微笑”,说她在访谈后,发生了很多好的改变。
“我希望这本书也能给人们带来哪怕一点点小小的改变。”李昀鋆说。
她承认这是本很“情绪化”的书,特别是在她将学术性内容进行高度浓缩后。“但这些情绪都是真实的,或许未来某个丧亲者读到这本书,会感到安慰,知道有很多哀伤就是非常强烈,自己不是唯一的一个。”
最近,为配合新书宣传,李昀鋆开始走到台前,接受采访。“我的性格真的特别内向。搁在几年前,我未必愿意做这件事。在我的经验里,没人愿意关心丧亲者的感受太强烈了。现在,有人愿意关心了,我要求自己勇敢一点,把握住机会,尽量多分享,让更多人了解哀伤。”
她抓住各种时机,跟不同人做哀伤知识的科普。例如,她鼓励人们使用清晰的词语描述丧亲和哀伤,也身体力行地试着打破“避谈生死”的禁忌。一次采访中,有记者全程用“那件事情”指代她母亲的过世。“哪件事情?”她问,“我的母亲死去了”。
结束相关研究已4年有余,现在,李昀鋆为自己的人生建构了一些新的意义。
意识到比起做学术、写论文,自己更想去真实陪伴需要帮助的人,这几年,她一边做博士后研究员的全职工作,一边读了个侧重实践的社工专业硕士,学习更多实务技能。
她计划在今年下半年离开学界,投身哀伤辅导或临终关怀工作。“我不知道这个选择对不对,也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岗位,但对我来说,没做过这块工作,会觉得人生有很大遗憾,而我现在做每个选择,都是以临死前会不会遗憾做参照系的,比如做这个研究、出版这本书。”
现在的李昀鋆,已经能够更好地与哀伤共处。在她眼里,人生充满意外,但也正因如此,才更要鼓起勇气,主动选择,坚持自我——“追求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
来源:新华网
编辑:毛紫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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