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树龙

元丰七年（1084）四月，谪居黄州4年多的苏东坡得到量移汝州之命，遂沿江东下，访江州，游庐山，谒王安石，乞居常州，终获准居常。谪居之地黄州同乞居之地常州，因为东坡而亲近起来。

正是东坡告别黄州、沿江东下的时节，我专程从常州来到黄冈拜谒东坡遗址遗迹。在李君、邬君、董君等苏学专家陪同下，寻访了东坡赤壁、遗爱湖、安国寺，以及定惠院、承天寺、临皋亭遗址，无限感佩东坡在黄州的蜕变，惊艳于东坡在黄州创造的文学巅峰。

东坡《答钱世雄》《与钱济明十六首·其三》等书信，便是元丰六年（1083）给常州晋陵县人钱世雄（字济明）的回信。东坡初到黄州，“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纵然因东坡“乌台诗案”牵连，钱世雄被罚铜二十斤，但时任湖州吴兴县尉的他仍旧专门派人送信给黄州的东坡。东坡回信，称“眷待益厚，感怍不可言”。同年底，东坡因“托施宣德附书”没有回音，又致信钱世雄，关心他的生活、工作和吴江垂虹桥修复情况。东坡还为钱世雄父亲钱公辅所书的《遗教经》作跋，再次盛赞钱公辅是君子，“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

及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东坡北归定居常州，着实是常州人文始祖季札、北宋名臣钱公辅等君子风范的牵引，早就让东坡“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五行四方而无归兮，誓将此焉止息”；北归到了目的地常州，东坡就把他在黄州创作的《论语说》与《易传》《书传》等经学著作书稿悉数托付给钱世雄，可见东坡对“君子之邦”常州这位“终废之人”是何等的信任。

“忽见东平孟君子，梦中相对说黄州。”元丰八年（1085），谪居黄州时的好友、时任黄州通判的孟震（字仰之）业已致仕退休，返回老家东平（今山东省泰安市）前，特地绕道常州，看望定居于此的东坡。孟震极有贤德，朝中士大夫都称他为“孟君子”。孟震在黄州的住处有一眼清泉，逢旱不枯，逢雨不溢。东坡为之命名“君子泉”，写了《孟仰之》，并请苏辙作《君子泉铭》。在常州与孟震重逢，东坡非常开心，陪着孟震同游常州僧舍，并写下三首诗，体现了他对孟震的推崇之情。第三首诗，“知君此去便归耕，笑指孤舟一叶轻。待向三茅乞灵雨，半篙流水赠君行”，这既是对孟震的真情祝福，也表达了东坡对自己退隐常州生活的几多惬意。

东坡定居常州、终老常州，一直让后世常州人引以为傲。东坡的君子风范、文学天赋，以及他留下的紫藤、海棠、洗砚池，都对后世的常州士人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感召作用，对明清时期常州人文的兴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间名世谁相及，异地犹能式后贤”，千百年来，东坡文化滋养着黄州、常州，后世贤人亦景仰着东坡、礼赞着东坡。清代著名史学家、诗人、文学家，常州府阳湖县人赵翼就是一位“坡迷”，他写紫藤花诗、作洗砚池歌、析苏东坡诗。对于东坡在黄州的诗作，赵翼赞誉有加：“余光幸分我，不死安可独”（《答陈季常》），“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此天才也”；“请看行路无从涕，尽是当年不忍欺”（《徐君猷挽诗》），“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公独未知其趣尔，臣今时复一中之”（《戏徐君猷孟仰之皆不饮酒》），“妙于剪裁，虽工巧而不落纤佻，其由才分之大也”……

黄州安国寺，是东坡的精神家园。如今，这里有一方“苏东坡禅悟初地”石碑，石碑近处还建有东坡文化展览馆。年轻的刘居士热情有加，领着我参观，帮着打卡集印，让人倍感家的温馨。正好随身携带今年初常州出版的《乡归——苏东坡第二故乡之毗陵我里》一书，于是投桃报李，把书赠送给展览馆。看着刘居士虔敬地把书放到书架上，顿感自己与黄州更亲了，与东坡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