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之治，织出小康：一个镇到千万个镇

新中国小康史，不仅折射出农村集体产业发展的红火势头，也呈现出城镇化发展的壮阔图景。非城非村却又兼具城与村部分功能的小镇，借助产业升级、服务扩容、生态优化，实现华丽转身，让向往城市生活又留恋田园牧歌的人们艳羡不已。翻开一个中国小镇的创业史、治理史，我们感受到它与大时代的同频共振，探寻到它应对小康试题的解答法。

童装兴镇，由镇而城

“户户皆绣机，遍闻机杼声。”位于南太湖之滨、苏浙交界之地的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自古以纺织闻名。

虽然是纺织名镇，但没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也没有邻近超大城市的区位优势，由于人口膨胀、人均耕地短缺，织里曾是杭嘉湖平原出了名的穷地方。

改革开放一开始，织里人就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以绣花枕套和童装起家。

织里镇一家童装电商的工作人员在直播销售童装（徐昱摄）

今年75岁的严玲玲就是其中一个。上世纪80年代初，她把200对绣花枕套打成两个大包裹，扁担一头挑一个，“只买了一张到昆明的火车票，多余的钱都没有带”。卖出枕套后，她扣除生活费和回程路费，还带回了约200元的可观收入。

几十年过去，她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儿子严良言，如今已是织里一家童装企业的董事长。现在的织里，拥有从童装设计、加工、销售，到面辅料供应、物流仓储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已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分工协作最紧密的童装产业集群。采购商只需拿张设计图到作坊下单，当天便能出货；街上看到的新款，打包发货，第二天便能摆上千里之外的柜台。

与产业一样成长的，是织里的城镇建设。如今，整洁美观的街景让人很难想到，40多年前，这里只是太湖南岸一处占地0.58平方公里的“扁担街”，一条像样的水泥路都没有。

上世纪90年代，织里童装产业进入规模运作阶段。1992年，织里成为湖州第一个建立经济开放区的乡镇，吸引来数千家商户和数百家工厂。1995年，织里镇获批列为全国首批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被赋予部分县级经济管理权限。

进入21世纪，得益于浙江省“八八战略”的提出，织里获得快速发展。2010年，织里镇被列为浙江省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2016年，被列为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连续8年入围全国百强镇。

伴随产业集聚和发展，织里镇城市能级不断提升。1999年，织里由之前的5个乡镇（太湖、轧村、漾西、晟舍、织里）合并而成，镇域面积90平方公里。到2019年，织里城镇人口增加到45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0.5%。

织出织里之治

产业的迅速扩张必然带来相应的治理难题，在这方面，织里镇吃过苦头。过去，童装产业的密集布局，让织里镇仅25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聚集了10万本地人口和35万流动人口，成为浙江社会治安形势最复杂的区域之一。小小的织里镇内一度聚集着众多集生产、仓储、生活为一体的“三合一”工厂，环境差、秩序乱、矛盾重重，群体性事件、安全生产事故频发。

2019年11月，织里镇“平安大姐”工作室志愿者对纠纷进行调解（徐昱摄）

痛定思痛，当地政府转变观念，创新治理手段，裁剪乱象、编织网络、缝合分歧，用绣花功夫解决社会治理的短板。

织里改革原有行政管理体系，完善“执政末梢”，一线警力增加，干部下沉，网格化管理消除管理盲区；通过“政府主导、多元共治、群防群治”，打造织里镇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成为“最多跑一地”改革的示范平台；治理理念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出击，借助“吴美丽”工作室、“平安大姐”工作室、“老兵驿站”等矛盾自我调解组织，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一手抓产业、一手抓治理，织里形成了“党的全面领导、充实社区力量、建立治理机制、发展解决问题、社会广泛参与”的治理模式，织里也从一个环境差、秩序乱的“大工厂”转变为和谐安定、百姓安居的产业新城。

织里镇居民在利济文化公园内游玩（徐昱摄）

为了让新老居民宜居宜业，织里既建好和谐城镇，也抓好城乡统筹。新老织里人的距离不断拉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不断提升，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控制。

2020年，织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76949.07元和48266.36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59，远低于浙江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公共服务全线提升，

美丽城镇营造美好生活

每当夜幕降临，织里镇中心投资3亿元建成的利济文化公园就成了当地百姓休闲的好去处。这片通过“三改一拆”整治出来的240亩土地如果用于商业开发，至少能给当地带来10多亿元的收入。“但从长远看，建成公园产生的效益不能用钱来衡量。”镇长陈勇杰说。

为了实现产、城、人融合发展，2017年以来，织里推动童装和上下游企业入园集聚、升级，把童装生产端疏导到周边园区，同时，对城中村、旧城区进行拆迁，3000亩旧厂房“退二进三”，拆除的空间主要用于学校、医院、文体、公园等城市公共服务配套建设。

如今的织里，七大公园先后建成，人居环境不断改善，花园城市加速成形；多所学校先后投入使用，1万多新居民孩子的入学问题得以解决；新启用的吴兴区人民医院，让新老织里人切实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健康保障；包含培训中心、健身中心、图书馆、游泳馆等功能场馆在内的织里镇文体中心，拔地而起……

从2018年初开始，织里镇首次提出推进“宿舍革命”，规定坐落于镇里的公司宿舍实际使用面积，单人间不得少于6平方米，双人间不得少于8平方米，公共走道净宽度不应小于1.1米。生活区的电气线路实行大功率电器专线分开，并安装“智慧用水、用电”等消防预警系统等，从根本上消除员工住宿区的消防安全隐患，改善员工的住宿条件。

织里镇着力围绕“人的需求”做文章，吸引着越来越多高层次人才前来就业、创业。“35万外来人口在织里寻梦，对我们来说既是优势也是挑战，唯有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才能激发城市活力，让大家安居乐业。”陈勇杰说。

随着织里镇的配套服务不断完善，一些织里的本地童装品牌将原本在杭州设计中心工作的设计师安排到织里总部办公。湖州恩硕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放在几年前还真不敢这么干，怕留不住人，而现在，织里的商场、电影院样样都有，和大城市没有太大区别，年轻人也愿意来了。”

述评

新中国的历史，是一段农耕大国开启世界上最大规模城镇化进程的历史。从1949年的10.64%，到2020年的63.89%，中国城镇化率突飞猛进。8.5亿城镇常住人口中，3亿多人居住在近2万个建制镇。一段中国小康史，也是小城镇变迁史。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小城镇与城市一样，不具备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在基础设施、产业形态、建筑风貌等方面落后。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快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政权，实施了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不少农村人从此扎根城镇。

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大大提升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大量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向非农部门转移。与此同时，许多小城镇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欣欣向荣。织里镇就是那时候登上了属于自己的精彩舞台，拉开了由“镇”到“城”的转变。彼时的小城镇，因乡镇企业蓬勃的生机，吸引农民在自己的家乡附近从事生产务工活动，“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雨后春笋般涌出的机会，孕育了无数个小康梦想的草根版本。

20世纪90年代，城市似乎更被着意经营，新一代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眼中“外面的世界”，常常指的是大城市。1998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战略”。由此，小城镇在我国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引导乡镇企业相对集中，产生聚合效应，农村经济获得进一步增长，村镇居民收入稳步提升。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发展，部分小城镇开始以其制造业禀赋向国际产业链“微笑曲线”两端拓展，曾经热火朝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转型的考问。许多新老居民也呼吁，小康生活不能只有工作而没有生活，小镇未来不能只重生产而忽视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民之需求，就是施政方向。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5年后的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两大战略为中国特色城乡融合道路的探索，作出了有针对性的周密部署。从优化工农关系，到推动城乡互补，在新发展格局的开局时刻，千万个中国小镇在创新性发展中，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我们看到，小镇与小康结合得更加紧密。

提升产业发展，提供更多“就地城镇化”机会。中西部地区小镇扶持发展与农产品加工相关的企业以及各类小微企业，特别注意留住打工返乡人群，“扶贫车间”“社区工厂”就可让他们在自家门口获得高性价比的报酬；东部地区不少小镇则在夯实原有工业基础的前提下继续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一批颇具科技含量的特色小镇、智慧小镇，吸引容纳更多人才，将小康生活托举得更高。

完善公共服务，构筑宜居宜业家园。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高；户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断加快；人居环境同步改善……中国小镇日益成为城乡融合的对接点，成为服务新老居民和周边农民的区域中心。中国小镇也在大幅更新硬件软件面貌的同时，充分保存了优秀的乡土元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中国小镇日用富足的小康生活中，厚植生态理念，深蕴文脉基因。

发力基层治理，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党建+”模式发挥突出作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广泛施行，大大推动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矛盾调解中心普遍建立，各类社会组织自发涌现，总能让“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中国小镇正以良治善治夯实小康社会之基。